从湖南省宜章县出发，到北京、广州、上海杨树浦、莫斯科，然后又返回上海杨树浦，最后南京雨花台成为终点站。当我们走进革命先烈邓中夏的世界，追随他短暂却光辉的人生步伐，可以感受到他至死不渝的忠诚。今天，如果站在杨树浦路1509号如今是杭州路第一小学前，听着从教室里传来一片朗朗的读书声，会是怎样的感受？这里曾经是邓中夏提议下创办的平民夜校旧址。这所平民夜校，当时以星火燎原之势，短短几年就在沪东地区全面铺开，这里的师生成为沪东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△邓中夏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

邓中夏，1894年10月生于湖南，与毛泽东同乡。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习的时候，师从杨昌济，也就结识了毛泽东。23岁那年，他随父亲来到北京，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，又结识了正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，使他很快走上了布尔维什克道路。他在北京大学发起“增进平民知识、唤起平民自觉性”的平民教育演讲团，也为后来在杨浦创办平民夜校奠定了基础。

带着浓厚湖南口音的邓中夏，初来上海的时候，他马上意识到如果不学好沪语是开展不了革命工作的。一天晚上，他路过加尔各答路(今杭州路)棚户区，无意中听到有人在叫“又死人了”。邓中夏为了搞清怎么回事，走近一步，原来是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女孩子，拉着两个年幼的妹妹跪在已经奄奄一息的母亲身边。左邻右舍忿忿不平，而邓中夏一句话也没有听明白。

好在人群中，有一位会说湖南话的，邓中夏从他口中了解到，那些邻居生活非常困难，有的小孩被迫停学出去谋生，有的小孩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进，直接到周边工厂当童工。

邓中夏走出棚户区，开始意识到：一定要用方言对工人进行文化提高与政治宣传，自己广东话和英语都学会了，难道还学不会沪语吗？

好在工人阶级渴望改变命运的决心日益高涨，当大家得知眼前的邓中夏，是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人运动的负责人，能为他们点燃心中的明灯，激动地把他拉到自己的家里要和他叙家常。邓中夏通过和工人们的交流，从一点都不会沪语，到很快地能说“洋泾浜沪语”，而工人们也懂得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要提高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。工人们的心门被打开，打开平民学校之门也游刃有余了。

△邓中夏的著作

1928年春天，那是女工们的春天。邓中夏创办杨树浦平民女工学校成立了。这股春风很快吹遍整个沪东地区，在平民女工学校成立之后，相继增设几所平民学校，渐渐地，这里的师生成为沪东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就在同年年底，也就是邓中夏被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前一天，他抚摸着快要临盆的妻子李惠馨的肚子说。“妹妹，离民国十八年春天不远了，这股春风一定感染了我们的孩子，听！他在妈妈的肚里已经等不及了。”邓中夏一直爱称妻子李惠馨为“妹妹”，而李惠馨也习惯称邓中夏为“哥哥”。她拿出早已为邓中夏准备好的盘缠和亲自缝制的大棉衣，交到他手中：“哥哥，穷家富路，那边的气候更寒冷。”

邓中夏起先不肯，但拗不过李惠馨倔强的劲，只好收下了。1929年2月，李惠馨怀抱四个月大的儿子在中共中央秘密护送下来到莫斯科，与邓中夏团圆。1930年6月，邓中夏因为工作需要又从苏联回到杨树浦，由于儿子太小，不便同行，李惠馨没有和邓中夏一同回国。

△邓中夏一家合影

然而，1931年6月，李惠馨回沪后，邓中夏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打击，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，连起码的生活费也被停掉，并责令他赶快离开华德路（今长阳路）的一幢石库门房子。但是在这种含冤忍辱、一贫如洗的逆境中，邓中夏对党的事业依然忠心耿耿。他说：“一个人遇到挫折是难免的，也是不可怕的，可怕的是受到挫折便失去了信心。”他相信自己经历一次挫折，一定会比以前更好地为党工作。

此时，因工作性质和需要，李惠馨不能与邓中夏在一起。李惠馨向组织提出照顾邓中夏的要求，但遭到了拒绝。这个时候，李惠馨的倔强脾气又上来了，一次次向上级申述：“只要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，他就是我的丈夫，妻子照顾丈夫是理所当然的事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李惠馨终于回到邓中夏身边。

“妹妹，我们的儿子呢？”邓中夏问李惠馨。李惠馨便向邓中夏说出儿子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后染上了肺炎，加上营养不良而不幸夭折的实情。1933年夏，李惠馨再次怀上了孩子，但邓中夏却不幸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。

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悄悄问他：“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？”邓中夏一听连说：“问得好！请告诉同志们，就是烧成灰，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人！”1933年9月21日，邓中夏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。